我为什么会选择中医为职业

原创 丁一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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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江苏武进孟河镇，孟河是滨临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自从明清至近代，孟河小镇名医辈出，尤以费、马、巢、丁四家最为著名。我们丁家是孟河四家中后起之秀，但也是名气最响的一支。主要是我曾祖父丁甘仁，走出了孟河小镇，东迁至东海之滨的大上海。他很快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在两次猩红热（中医叫烂喉痧）大流行期间，他的治疗效果几乎击败了上海所有的中西医，从此名声大振。在他积累一定的财富之后，就想到了中医教育，他认为“昌明中医莫如设立医学堂”。他联合上海商贾、名医，在191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来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丁门中医传统从丁甘仁开始不但形成了家族的传承，而且桃李满天下；丁氏学派不但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还早早地走出了国门，走向全世界。曾祖不仅善待人家子弟，辛勤耕耘，还培养出不少丁门子孙。我祖父丁仲英、大伯父丁济万和济华、父亲丁济民、叔叔丁济南皆为名医；姑姑丁文蕴早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拿到了医学博士，后回上海私人开业，最后还是通过上海市卫生局的“西学中”培训班学习，最终“归队”了。另外，我的外祖父郭柏良也是当年的上海名医（曾任中国医学院的院长），我父母亲的结婚也是上海两大中医家族的联姻。舅舅郭少柏也是有名的中医师。因此，我想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好的中医是因为我的身体内流淌着中医的血液。但事实上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说法。

​笔者的大学报名照​

我的童年就是生长在一个“中医摇篮”里的。让我来描述一下我的童年吧！小时候家就住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中和里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楼下是祖父、父亲的诊室和中药店（店名叫“同济堂”）。我常常到后医室间偷看父亲看病，他是如何把脉，怎么用毛笔开处方。后来他收了一个弟子姓华，我们都叫他华师兄，他就不用自己开方子了，便由父亲口述，华师兄写脉案、处方。我还经常在药铺里玩耍，也看到了药铺的伙计如何抓药，顺便我也认识了一些中药，如桂圆肉是好吃的，陈皮就是干的橘子皮，荷叶就是粉蒸粉蒸肉外面包的叶子等等。夏日里几乎隔天会有浦东的乡下人送来鲜藿香、鲜佩兰，鲜芦根、鲜茅根这些时令药材，店堂间里始终充满着幽幽药香。我还会饶有兴趣地在库房看陆师傅泡中药材、切饮片、碾药粉，用蜜炙中药材，还有看他冬天熬膏滋药的全过程。我还看到药铺的小伙计怎么用一排煤球炉来代客煎药，煎药要煎二次，分别装入两只不同颜色小热水瓶里（一只红、另一只绿），瓶上的标签标着“头汁”与“二汁”，写上病人的姓名，由陈师傅装在自行车樑上的定制布袋里送去病家。到了下午陈师傅还要踏着家中自备的三轮车送父亲一家一家去出诊。

幼时的笔者与父母及二姐的合影

二楼客堂间则是我从小接受中医教育的地方，经常听大人讲他们看病的事：什么舒肝气，什么补中气；什么逍遥散，什么建中汤等等。经常光顾家里的中医的长辈有陆渊雷、章次公，搞医学史和古籍版本研究的范行准，当然叔叔丁济南和姑姑丁文蕴也是常客，丁济南在新华医院中医科，文蕴姑姑还在西学中研修班。他们常常一起讨论中医学的问题，我似懂非懂又饶有兴趣地听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慢慢受到中医的熏陶，也树立了自己的理解：将来要继承家家，做一个好中医。

 笔者与大学同学游北京天坛留影

高中毕业时，面临升学考试和填志愿，当时第一张志愿表中没有中医院校，我只能在第二张志愿表里把上海中医学院填了第一志愿，结果发榜我录取了北京医学院，只能开始六年攻读西医的学习，念到大学五年级时，文化革命开始了，后来党中央又让我们复课闹革命，到了毕业，我响应国家号召去了陕西农村，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当上了赤脚医生。我大约在大三时学过“中医学概论”这门课，这应该是我毕业后临床开始从事中医的基础，南京中医学院出的这本《中医学概论》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乡下时我几乎翻烂了这本书，还有另外三本参考书就是《常用中药知识》（一本文革时期出版的介绍中药的小册子）、《汤头歌诀》和更早直排版本的曾祖写的《诊方辑要》。就这样我在农村为病人也开中药治疗，据然疗效还不错；但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爸爸的支持，因为在他给我的每一封信中都给我附上一些丁家治疗常见病的中药方子和它们的加减，这使我在看病时更加游刃有余。因为我有西医与中医的两套，农村的病人更加欢迎我，特别中药的价钱非常便宜，而且是他们认为的正统治疗方法。后来我争取到参加了陕西中医学院不定期、半脱产的西学中培训的机会，但是要自己花长途汽车钱在乾县与咸阳之间来回奔波，我也从不计较。从此我开始重拾中医四大经典，学习中医基础、临床课目，随后还跟师进入中医临床，进一步提高了我的中医水平。我在陕西农村一干就是八年。后来在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邹云翔的帮助下，我调回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院，我直接要求进入中医科工作，这算是我“归队”的第一步。邹云翔是丁仲英的学生，当年来沪祖父聘他担任光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并收他为弟子，他还住在我四马路的家中。他常对我讲：“我是听到你出生的第一声哭声的人。”邹云翔崇尚费伯雄的醇正医学，当时我想拜他为师，他说：“现在这个形势（指当时还在文革后期）我无法收你，但是你可以在周日跟我看看病人。” 他送给我一本费伯雄的《医醇賸义》，并告诉我这才是你的“良师”。从此我重新回到了孟河医派的正道。当时我在大厂镇的医院工作，我每个周末上午就去他家中，他会约一些干部或熟人到家中看，看后常跟我讲解病例，传授我一些他的经验和方子。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得益匪浅。而且邹师母的无锡菜也烧得很好吃，我得以改善了一下伙食。

50年前的笔者，是陕西农村的“赤脚医生”

1976年，由于爸爸是上海名医、市统战对象，而我又是从事中医的子女，所以得到优惠可调回上海工作，那个时候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学院的人事部门的干部与龙华医院的副院长杨仰云亲自去南京帮我联系。终于，那一年的秋天我调回了龙华医院，与爸爸一起上班了。此后，我有机会先后随爸爸与叔叔丁济南临诊抄方，深得父辈们的亲授，再加上自己刻苦攻读，中医水平迅速提高，又因掌握了丁氏医学的精髓，临床疗效也明显提高。这几十年临床实践，让我深感孟河医派丁氏学派之伟大，我立志要把这个古老的中医传统好好传承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孟河丁氏医学的传承在社会层面已经得到了重视，但是让我忧心的的是中医传统在家族中可能无法延续，因为与我平辈的从事中医的堂哥、堂姐下一代已无中医接班人了。而儿子丁佐泓在高中阶段学习中对电脑十分感兴趣，当时他的理想是大学要考电脑专业，将来做一个电脑工程师。因此我担心如他不学中医的话，丁氏医学传承在家族中就要出现断层。在他高考前后，我反复启发他、做他的思想工作，他最终愿意学中医了，后考上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他除了接受学院制的教学外，我还为他请了两位丁氏第三代传人席德治与尤益人医师分别教他内、妇科与针灸，这样他一出校门，就顺利进入临床实践，这应该是一个学院制与师承制结合的成功范例。如今他已经在大洋彼岸站住了脚跟，担负起祖国医学海外传播的责任，紧跟他曾祖父丁仲英与父辈丁景源、景孝等的步伐，让孟河丁氏中医学走向世界。